有了生活有了经历的人，不会甘愿放过生活的滋味。

简单直白，错综复杂；我们总想问句为什么，或是怎么样。就像有的人切不动鸡腿的时候，急得想去查查鸡的解剖图；就像恋爱中的人们明白或是不明白爱情其实是一场没有对错的冲动游戏，总是要固执的告诉自己爱情这码事，对自己来说，来自一个和别人总也不同的原因；就像有的人经历过小小的试炼之后，不停歇的想要用凡间的笔写下自己的不凡的感受。

生活下去，总要有生活的理由，而且这个理由，必须是个厉害无比的理由；就像我们给水赋予了养活生命超越本身的厉害无比的理由一样。

如果你足够聪明，你可以给自己足够多，多到可以应付自己的无理取闹的理由；如果你足够坚强，你可以甩开脚步，只是为了坚持这么一个，就这么没头没脑，将步就步地走下去；如果你足够信任，你可以用信仰支撑着你，延着别人写好了的，即使是不懂，也要相信的路途走下去。就是这么个奇怪的景象，我们有这么多办法可以走下去，我们还何必要无止尽的回想。这种状态，就像《不可撤销》那样，往前看，看见残酷的现实；背过身去，清凉静宜；只不过，我们还能不能体会到人生缓缓前行的乐趣？

拼搏之后总有软弱期，但是克服软弱正是软弱存在的理由。

也许不需要理由，我们只是想活得更加快活自在罢了。

转自天涯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搂连宵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
　　
    今天，请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科大”，这个我们一生都无法去掉的
牵挂。我曾试图把科大的问题分成历史、现实和展望三个部分，但是后来发
现这是不太可能的，历史和现实的联系太紧密了，而未来的历史难道不是现
实么？因此，请允许我采取设问的方式来叙述我的观点，虽然有的问题——
没有答案。我写这篇东西前后花了两年，查阅的资料，走访的师生不是随随
便便坐在计算机前面信马由缰胡思乱想的某些人可以完成的。我不反对这部
分人坐着思考，但是我反对他们坐着就把自己还没想清楚的东西到处说。

    如果您没有看过《剑桥科技史（俄罗斯卷）》、《史记》和《科大大事
记（征求意见稿）》这三本书，请不要对我的文章发表评论（无论是支持的
还是反对的），因为您可能还没有想清楚。

　　科大如何开创自己的局面的？

    我们应该承认一个历史事实：科大迅速发展是在“大跃进”指导思想下
的一场特事特办。不要看到“大跃进”就觉得自己被贬低了，任何事物都有
自己的历史背景，科大的出现也是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背景的。要打破封锁，
要提高凝聚力，要保卫新中国，需要核武器，需要先进科技，简单的说——
有了一批科学家，但是没有能把他们想法变成成品的干活的，怎么办？培养
自己的大学生当高级技术人员啊。为什么当时有了清华北大为什么还要科大？
这就要提到科学院的特殊地位了。

    中国的科学院和俄罗斯科学院一样是从上而下建立的，（注意是俄罗斯
科学院而不仅仅是苏联科学院），所谓从上而下的建立，就是说先有一批牛
人，然后开始给这些牛人找事情做。彼得大帝在建立科学院的时候有如下评
论：“我要收割大量谷物，但我没有磨房。附近水少，建不成水力磨，但是
远处水多，我没有时间修运河，我的寿命有多长还难以断定，因此我先建磨
房，并下令开始修运河。这会迫使我的后人把水引进已经建成的磨房。”，
当年的毛泽东是不是也和这个俄国人有同样的想法我们不得而知。事实是科
学院当时地位相当高，气壮如牛说一不二，焉能因为缺少个把学生而向国内
几个高校陪笑脸，于是乎“培养自己的人才”就是那个时候中科院建设科大
的口号。缺少第一批学生？不要紧，从别的学校划一批。于是，1958年的八
月就出现了报考清华的学生收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的事
情，而在这一年的六月这所大学还仅仅是“筹建”。缺少老师？开玩笑！中
科院那么多人，怎么会缺老师？但是总不能指望所有的基础课都让中科院的
人来教吧？体育、外语总得开吧？于是，从各个大学抽调优秀教师充实基础
教员队伍。因此常有人说科大应该感谢这些大学，我的观点是——与其感谢
这些大学不如直接感谢共产党。

    难道科大真的就是这么单纯的一个为了核武器，为了两弹一星，为了中
科院而建立的学校么？在我看来，科大的建立同时是知识分子在新的社会体
制下试图独力发展自己阶层所做的一种尝试。这个深层的对人文精神的探索
在科大建校初期和中期都有所体现。

    自先秦以来“士”做为一个群体已经变得越来越没有独立性，而“士”
自身的利益则完全被统治阶层所左右，或者说“士”的利益必须和统治阶层
相一致。我们可以说这是“士”在调整自己，是一种发展的世界观，也可以
说——“文人无行”。从董仲书“罢黜百家”开始，“士”这个群体就开始
追求回到先秦那种“重士而轻王侯”的状态，当然，这是因为那种状态对
“士”们自己有利。在统治阶层的统治下，“士”做为一个群体，自己的意
志和利益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一再的成为统治阶层使用和控制的工具的这
个群体的独立性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实际情况是在这个群体没有一个统一
的利益目标的情况下，如何去体现这个群体的独立性自然成为千百年来众多
知识分子探求的东西。

    这种独立性的主要特征是“自由思考”，自曲阜杏坛至嵩阳书院，自
“党锢之乱”到东林党，自国子监至京师大学堂，知识分子发现互相交流和
传播自己观点的最佳途径就是——办学。而“办学”这件事情本身是不会被
任何一个统治者公开反对的。（这也不那么绝对，当年英国派到美洲大陆的
总督就说了这样一句话：“感谢上帝，这里没有学校和印刷品。”）。

    回到科大的身上，科大的建立一方面是新中国需要一所为自己做事的大
学，另一方面符合知识分子在新的时代里寻找自己独立性的需要，这个新的
时代给了人们多少梦想和希望啊。

    我在这里妄自揣测一下为什么中科院没有选择直接加强北大清华建设的
原因：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或许觉得这两所学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距离政
治太近，倾向性太强，甚至在政治活动中扮演了领导角色，因此有极大的可
能妨碍“自由思考”，这种思考在当时还是限制在自然科学领域内的。事实
上，在“文革”期间，科大在各大高校中保持了相对较好的科研团队和科研
工作的持续发展，这不能不说和刻意的与政治保持距离来维护“自由思考”
的建校理念有关。

　　八卦几件事：
    科大用数字来区分系别，让新生们大为头痛，其实这是因为科大建校初
期系和专业处于半保密状态，使用数字做为代号是用来迷惑阶级敌人的，这
个传统一直保留到现在；

    科大建校四个月后就开始讨论成立四个校办实验性工厂：电子计算机工
厂、火箭工厂、加速器工厂、原子反应堆工厂；

    科大第一届足球赛，也就是现在科大“冠军杯”的鼻祖，在1959年4 月
29日结束，当时的冠军是技术物理系（也就是现在的物理系）；

    1959年5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指定一批重点学校的决定
》，成立仅仅七个月的科大与另外15所高校同列进入重点高校名录；

    建校十四个月后，科大第一台脉动式喷气发动机由物理热工系试制成功。

    让我们继续看一些历史问题。科大如何在下迁中寻求发展的？

    先让我们看一组数据：“货运装车70余次，货运量865 吨，装运一起、
器材、图书、档案等35000 箱；迁出家属470 户，组织职工、学生、家属客
运20多批，约6000人次，用火车510 多节，使用搬迁经费77万元”（60年代
末的77万元！）。1968年科大统计数据中教师人数是808 人，而自1969年开
始搬迁到1970年搬迁结束，再次统计的教师人数是746 人，而1972年统计的
时候教师人数是733 人。

    总是有人说在“文革”期间安徽是如何如何支持科大，事实如何呢？我
走访了当时一起下迁过来的数位老师，基本情况是：安徽省最初打算把科大
搁在安庆，但是“……先遣……到达该市近900 人，被安置在市委党校只有
一栋三层小楼，几百人吃饭、住宿都难以保证……”，因此学生们当时决定
“回北京，向中央反应问题”。这可吓坏了安徽省的官员们，于是一个“分
而治之”的计划出台了——“……决定将学校搬迁到合肥……并决定将全校
人员分散到淮南、马鞍山、铜陵、合肥四地厂矿、白湖农场及合肥师范学院
等处进行斗、批、改，半天劳动，半天搞运动……”。由此，科大原有几千
师生被分散，无法联合起来形成有力的团体“向中央反应问题”了，是啊，
“半天劳动，半天搞运动”还有什么别的精力？顺便说一句，时至今日，在
安庆还有一些科大当年下迁的学生没有一起到合肥而是留在了当地的企事业
单位，同样的情况在马鞍山、淮南、铜陵也有。

    一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大事记（征求意见稿）》不知道被我翻了多少
遍，每看至此都让人不由扼腕。

    想起一位科大老师对我说起下迁时到达安庆时正是冬季，安庆市委党校
里一片泥泞，薄皮墙的楼只够900 人轮流睡觉的；另一位老师则告诉我下迁
到合肥后，一教里横七竖八的堆满了从火车上扔下的箱子，他们就这么一点
一点的在里面寻找可以使用的仪器。两位老师一直在科大工作，其中一位已
经去世，另一位在今年退休了，在此我想再次由衷的说一句“谢谢！”。正
是有这样的老师，这样的学生，科大才在那个时候活了下来。我有时会想是
不是真的如那个偏执狂说的只要给他“可口可乐”四个字，他就可以在沙漠
里重建一个商业帝国？至少，在1970年的中国，一面写着“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的旗帜下聚集了那样一批人，他们做到了，而除了这面旗帜，他们所有
的东西真的很有限。

　　
　　“文革”期间的资料很少，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官方资料显示这样几条比较重要的信
息：
    1971年8 月，科大大气物理专业调入吉林大学；

    1971年9 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将科大改为安徽省与三机部双重领
导，以安徽省为主；

    1972年，为加强学校师资队伍建设64、65级的学生毕业后很多被充实到
各系和教研室；

    1972年12月，学校通过多种渠道向国务院反映教师、实验室以及各类用
房严重不足的问题；

    1973年，科大有13个专业面向全国招生，而在“文革”前最后一次专业
调整时科大有24个专业；

    1975年，科大将理论核物理专业改为理论物理专业，目标是“培养从事
高能物理、核物理、受控热核反应、固体物理、理论化学等方面的理论研究
工作者”；

    1976年，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二十多次对学校运动作“指示”，要求批
判科大党委副书记武汝扬，被科大师生坚决抵制。

    从中，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科大受的损失和面临的困难，一方面理解了
为什么到1977年统计的教师人数为1157人，比刚刚下迁的时候多了400 余人。
同时，我们看到科大是如何试图保持“远离政治的自由思考”的，以及当时
科大在人才培养上的远见。

    因此，很自然，“文革”一结束，国内能立即投入科研和教学第一线工
作的一流大学只有科大，也就不奇怪为什么1977年10月中国第一个研究生院
在科大成立（不过当时是成立在北京，这也为后来的事情埋下了一个伏笔）。
同年，第一个少年班开始招生，同步辐射加速器开始筹建，同时有三十九项
科研被列入中国科学院的重点科研项目。而刚刚开始恢复对外交流的中国科
学院则将大量的交流机会给了科大，主要是国外各个高校的著名科学家。除
了科大有这样的科研基础外，不知道是不是当时“身份对等”的思维有关，
因为对方是高校里的教员，就一定也由咱们的高校接待。同时，不可忽视这
样一个人文背景：正如郭沫若校长在“文革”后恢复的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
上说的“科学的春天来了！”。事实上，这句话隐含着人们对“赛先生”背
后“德先生”的渴望。而科大以其显著的“脱离政治”的特点，在当时被知
识分子和统治阶层共同欣赏，得到重点支持是很自然的。

    这部分回答了“在‘文革’后的最初几年科大是如何发展的？”这一问
题。

    我在这里必须提到另外三件事情对“文革”后科大的影响。虽然在《大
事记》中没有明确记载，但是据我接触到的几位科大老师的说法，我个人觉
得这三件事情中科大发展起到了有相当的作用：

    一、刘达担任学校党委书记时做出的对科大毕业生“再培训”的决定，
要求学生重新回学校上课；

    二、在“文革”后，对“文革”期间毕业的科大学生的学历的承认；

    三、顶住所谓“近亲繁殖”的压力，留下了一批本校毕业的学生担任教
员。

    这几个举措保持了科大的师资队伍在此后的20～30年间的大体稳定。我
们仍然不可避免的遇到了师资断档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的爆发比北大清
华等高校晚了差不多10年。（这个问题的迟到的爆发到底是幸或是不幸呢？）

    我印象很深的是在我们毕业的时，回顾教过自己课的老师们，我们发现
几乎所有的课程都是由博导代的，甚至普通物理实验都由教授亲自代，这绝
对是科大能在当时保持一流水准的重要方面。但是，这里隐含着一个我们当
时没有意识到的问题——什么课都由博导代课，年轻人去哪里了？要知道，
这些博导们代课代了很多年，是从他们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代课了的。

    有人说科大是沾了“计划经济”光，是有一些道理的，大家大可不必动
怒，因为这些人并不了解科大的人文精神。“文革”期间相对于其他所谓的
“革命”高校们，科大的老师和学生们是团结的，在那个年代能坚持上课、
看书、搞科研，并做出被醒悟过来的国人认可的成绩也不是“计划经济”就
能解释的。对科学执着的那么一批人，在那个年代聚集在一起，培养了一批
新的对科学执着的人，我不知道这样薪火相传能到什么时候，在这个物欲横
流的年代，连以前曾经纯真的理想也被人拿来攻击和歪曲，并给科大钉上一
个什么样的标签让科大成为另类。

    时代在发展，科大做为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探求报国之路和自身发展的尝
试所肩负历史的责任是不是在一个经济时代结束后而结束了呢？也许，老一
辈的科大人可以说“我们做到了”，但是，新一代的科大人呢，下一代的科
大人呢？我们和他们是准备肩负起这个责任，还是把这些统统放进校史陈列
馆里，在需要的时候拿出来展示给别人和自己呢？或者，是否我们可以这么
说，在某一个时期，知识分子们选择科大做为寄托自己理想的载体，因此科
大得以辉煌，而当那个时期过去，没有跟随时代发展的科大不再适合做为这
样的一个载体，无力承载更多的理想和期望呢？

    换句话说，当年的科大是知识分子阶层对“大学精神”在新时期的继承
和发扬，当年上科大的人是追随这个精神而来的，现在人们拼命回忆和支持
的也是那个可以发扬“大学精神”的学校。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应该可以理
解校友特别是老校友对科大毫不留情的批评，甚至校友被“科大沙文主义者”
（这个称呼是我与一些对科大无条件热爱者之间开玩笑时的用词，希望不要
引起争论）骂为“背叛”之类，殊不知，是某些科大人背叛了那些校友们追
求的“大学精神”在先。（这段相当激烈的言辞几次考虑还是留下了，理由
是希望校友们能互相理解。）

　　搞笑两句：
    现在郭老铜像前面那块小广场在科大刚下迁的时候是个大坑，里面有几
块大石头，当年有合肥老乡说：“科大真牛，从北京搬家过来的时候把颐和
园的七星石都搬过来了。”-_- ！；

    每次从东区做完普物实验，回西区路过北区门口那个用铁皮搭成的简易
房做的小卖部时总是会去买点炒豆子带回去当夜宵，那次跟一个北京的哥们
一起去的，那哥们一口京片子引的售货员老大娘和他说了半天话，敢情这老
大娘是当年随科大一起下迁来的家属，临走时哥们问了一句话让人记忆深刻
——“是不是打根儿上说科大的耗子都是北京户口啊？”。前面说了，那些
只是科大在文革后得以发展的“部分原因”，还有其他部分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看80年代初期科大在教学体制上的一些改革措施：
    主修和辅修制度，也就是后来的双学位；学分制和提前毕业；免试读研
和分流；高年级本科生导师制，就是现在的“大学生研究计划”……这些在
现在看来没什么的制度，在当时往好听里说是“锐意进取”，往难听里说就
是“胆大妄为”了。正是这样一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使得科大在那个时
候得以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应该说在80年代初期科大身体力行
的尝试在高等教育体制中如何“与时俱进”的探索。20年前这样做，是需要
勇气和眼光的。

　　除了勇气和眼光，还有什么？
    我们来看看1989年4 月10日《中国青年报》的头版头条：“…1988年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9 位教师英年早逝……他们之中年龄最大的55岁，最小的40
岁，都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学和科研的骨干…”

    9 个人，9 个中青年教师早逝！“不要命的上科大”岂是一句空话，不
但学生不要命，老师也不要命。没有人会为死亡本身叫好，但为了事业不畏
死的那种气势，在现在的科大学生身上已经很难看到了。

    二十年前的科大人是“我认谁啊！”，是啊，一届招收16个状元，拔尽
一时神州地气，上得了科大个顶个都是人尖子，自有一身傲气，认谁啊？十
年前的科大人是“我服谁啊！”，基本上都是自己所在中学的牛人，到了科
大发现科大在社会上名气没有当年那么响亮，于是横生一股豪气，戟指京城，
曰：“但令楚有三户，亡秦必楚！”，服谁啊？现在各种排行榜，各类的不
利于科大的信息时刻在打击着学生们的信心，每个人都心中一阵憋气，和谁
比呢？曾经，十几个新入学的科大研究生环坐，把酒言欢纵论天下长短，甫
一见面，便有人伸手点出其中四人本科不是在科大读的，大惊，问何以知之，
答曰：“杀气不够”，举座哗然。现在，怕是看不出来了。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我又看到某个科大学生回答记者时说了句大意是
“‘不要命的上科大’早就是过去完成时了”的话，似乎还颇为得意，我当
时感觉很不舒服。科大之所以是在合肥能够取得让人不敢小觑的成绩，原因
之一就是科大人敢于不要命的做一件事情，那种对知识的认真，那份对理想
的执着，那片对事业的热忱是许多代科大人保持下来的传统。这年头能够把
“目光集中在一点上，改变一下自己对世界看法”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因此
能够这样做的科大人赢得了尊敬。

    我还记得伍小平院士在教师阅览室作笔记，何多慧院士每天清晨骑车上
班、已愈七旬的梅镇岳先生（现在在高能所）每天都是6 点到实验室亲手编
写C 语言程序、教务长每天亲自到西区的宿舍楼叫大家起床上课……没有这
样的人，再失去了这样的精神，科大以何立足？罔论发展。希望科大领导切
实考虑一下开设“校史讲座”之类的东西，最好不要那么正儿八经，但是应
该把科大曾有的精神传输下去。

    招生。

    科大招生的魅力所在绝对不是所谓的“承诺制”，而是科大的老师会考
察几乎每一个报考科大的学生的平时成绩。这个做法与鬼子录取研究生的时
候不光看你的GRE 和TOEFL 成绩，还要看你的推荐信和GPA 是一个道理。这
点是科大应该继续保持并发扬的，也就是说，即使我们招不到傲气冲天的学
生也要保证招来的学生能在逆境中生出一股锐气。

    出国与爱国。

    这个不光是科大的问题，而是现在一帮愤青拿来说事说来说去越说越歪
的一件事情，无非是科大出国比例大点，出国的年头早点，自己又喜欢拿这
个当做“卖点”说来说去，因此经常被当作靶子批来批去而已。

    其实没什么可以多说的，为这个已经多次在网上和人争论了，有一个基
本观点是——去看看现在的院士们的第二代第三代有多少在国外待着吧，再
看看各大高校的教授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吧，再看看政府官员们的第二代第三
代吧……那么，凭什么我一个普通工人普通农民普通知识分子的第二代第三
代就不能出国去接受教育去看看玩玩哪怕待着不回来？！只因为王侯将相？
呵呵。宁有种乎！

    出去的人多了自然回来的就多了。当年卡特在邓小平访美的时候说：
“你们中国不自由啊，不能随便移民。”，邓公看了他一眼说：“可以啊，
我们给你三千万移民，你要不要？”，卡特当场连连摇手表示拒绝。（这段
外交史话引自《李敖有话说》。）“来去自由”这个口号着实体现了邓公的
眼界和胸怀。我敢说，科大必定是第一个不迷信“海归”的学校，这是一件
大好事。

    有一点是必须承认的，那就是，出去的人如果不回来，那么，无论在BBS
说多少话、写多少帖子，对科大的贡献也未必比一个老老实实在科大的教学
第一线工作的助教更多。当然，要是每个在海外的科大学子都拿了诺贝尔奖
是另一回事儿。

    有人说科大没有人文精神，我说这是扯淡。

    人文精神是什么？“不要命的上科大”是不是人文精神？不能因为一种
精神不被现在人所接受所热爱就说它不是精神，要知道这种精神也是有它生
存发展的根源的，其实本来在新时代不一定是要反对这种精神而应该赋予这
种精神新的含义的。再说下去我们也许就要讨论“共产主义理想”是不是理
想了。

    说实话我一直不明白有一帮人一天到晚在嚷嚷“科大缺少人文气息”之
类是什么意思。科大没有文科但是科大因此缺少自己的气质么？科大缺少文
艺社团缺少各种人才么？是不是非要每天都有文艺活动就是有“人文气息”
了？

    话说回来，近些年科大确实也有些问题。

　　两种不健康的心理：

    一、受虐心理，总是认为别人在歧视我们，仅仅因为我们是科大的，所
以我们被歧视了。这是多年来我们自己的宣传和思维方式造成的，我们太习
惯的把所有的问题推到所谓的体制、机构、社会风气等等等等我们无法改变
的问题上去，我们说的太多、做的太少。

    二、被虐心理，当我们开始觉得受虐是种好事的时候，那么追求被虐必
然成为最终将到来的噩梦了。是啊，无数的事情都有借口，所有的问题都有
答案——我们被歧视了，我们被迫害了，我们是受害者！伴随着这样心理暗
示成长起来的人心态要是正常才是活见鬼。醒醒吧，各位，这个世界没有那
么多不公平，只要你够强，这个世界就够的公平。我个人认为最大的问题在
于科大和中科院的关系，这个问题不可避免的涉及到中科院本身与国家建设
的关系。

    在一次访谈中，中科院研究生院的一位副院长说科院一年需要近万名研
究生，试问，科大有能力一年为中科院从青海到海南从沈阳到昆明的各个研
究所提供近万名研究生么？其次，从俄罗斯到苏联的工业模式都让人思考这
样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限制了发展？剑桥大学研究科技史的伙计们从他
们的角度给了一个解释：一线工人的受教育程度和创新性不够。因此，必须
有大量的人接受教育，并让他们在一线工作。我们发展高等教育的规模，也
许可以看作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一步，如果最后大家都兴高采烈的去工厂农场
第一线工作的话，我们兴许可以成功解决这个问题。无论如何，个人认为科
大在规模上保持“适度”肯定是把双刃剑。因为国内都是公办大学，“适度”
意味着得到的资金有限。我在想国内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民办”大学颁发
的也许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位，而是与国内签订过互相承认学历学位的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学位，惟其如此，学校才能有足够的办学自主权。

    谈到扩招，我想有一个地方是应该提到的——香港。

    香港现在有11所学校可以授学士学位，如果我们把树仁、岭南、浸会三
所私立学校和演艺学院去掉，剩下的7 所学校中有4 所是建于84年以后，这
4 所中的3 所建于90年代初期。很显然，在97将至的时候，英国政府突然关
心起港人的教育了，为什么？有关这个问题，我觉得一位现在普林斯顿的香
港教授的说法很有道理——所有的教师都是公务员，都拿公务员的薪水，增
加的学校就是增加政府开支，当政府试图缩减开支降低公务员薪水的时候，
这部分教师对政府的不满情绪自然会上升，这种不满会传递给学生；同时，
高升学率意味着有大量的高学历的人毕业，而这些人毕业以后期望的薪水值
是以前的，市场没有同比例提供那么多职位给这些人，因此也会带来对政府
的不满。不满情绪的蔓延就变成了认为是现在的政府不如英国统治，于是，
今年我们就看到了所谓的“主流民意”的游行。应该说英国人的这一政治手
腕很漂亮，不声不响之间留下了一堆大麻烦。问题在于，如果内地也扩招，
假设扩招到香港那样的升学率，我希望政府准备好解决这些问题了。

    中科院面临的另一个问题与俄罗斯科学院也是一样的——是否改成和中
国工程院一样的非研究实体，只是一个荣誉机构。比如所有的分院就地成立
新的大学或是合并原有学校，都叫“XX科技大学”……又或者那会是科大发
展的一个契机？比如一口气收编了几个所的所有人才设备，然后直接把中科
院XX所的牌子直接换成“科大X 学院XX分院”……当初有位老先生在数学所
改制的时候曾经向科大领导数次建议，希望科大能够接收一批老师，但是不
知道为什么被拒绝了，回头看，扼腕啊。

    当年的院（中科院）属四大院校各位知道是哪四个么？

    科大、浙江大学、哈尔滨科技大学和成都科技大学。后两所不去说了。
浙江大学早早的脱离了中科院系统，投奔了地方政府和教育部。浙大和地方
政府的关系很不错，这是科大最应该向浙大学习的一个地方。

    凭心而论，地处安徽确实限制了科大的发展。科大与地方政府的联系没
有越来越紧密，为什么？单方面的是安徽省不好？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吧。如
同我们都很反感那些来了科大还说科大坏话的学生一样，安徽人必然也很忌
讳科大人说安徽这个地方不好。虽然，我们确实有满腔的委屈，但是，谁会
听你仔细的解释呢？

    我们也看到现在的领导想出的办法是在苏州上海寻找机会，这是否能起
到作用还要由时间来检验。但是，我们能逃避地处安徽省这个客观事实么？
当出现了这样两个“研究院”或是“研究生院”的时候，如何让依然在合肥
本部的老师们安心从事本科的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呢？

　　
    有位科大的青年教师对我说起某领导与他们座谈时的一番话，大意是
“不要向科大要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如果你们有足够的能力大可以走出去，
科大也会像别人挖科大墙角一样把你们挖回来的…”。我不能保证这位老师
的转述或是我的理解无误，我更愿意相信我理解错了，但如果这样的说法确
实出自于科大最高一级领导之口，我完全能理解这些在科大第一线工作的青
年人的心寒。培养人才是要花成本的，也许我们培养的人才被别人挖去了因
此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吃亏了，但是这不能因此成为我们不培养人才的理由，
更奇怪的是：难道要所有的教员都离开科大，去其他学校做出了成绩以后再
考虑把他们请回来？这是什么逻辑？难道请回来的这些人都亲自代本科生的
基础课么？谁知道现在科大哪门本科基础课是由院士代的？如果真的能让院
士们都在合肥代本科生的基础课，我一定为科大领导的魄力和眼光浮一大白
不醉不归。

    有几个具体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是科大完全有能力做而一直没有做的。

    首先是教材。科大很多科目一直采用的是讲义而不是正规的出版物，有
的讲义已经使用了多年，应该说相当成熟了，如果不成熟那也就该考虑淘汰
了，成熟的应该考虑正式出版。教材是扩大学校影响力的一个有力有效的手
段，我确实不明白为什么时至今日没有看到科大出版类似《北大物理学丛书
》那样的书籍呢？科大有的课程的讲义已经完全达到甚至超过那样的水平了。

    其次是本科宿舍里的网络建设。科大绝对不是没有能力给宿舍铺设网线，
而是出于所谓保护学生的想法而就是不这么做。我想指出这里有一些不是太
合理的地方，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培养的学生难道只能在无菌的温室里生
存么？我们培养的学生应该是可以抗拒诱惑而且能够发展的。自打有了孔子
以后，中国的教育就奉行“圣人教”，即是以圣人的言行来要求凡人，希望
凡人都成为圣人。这样的教育思想使得我们的教育体系中有许多不够合乎
“人性”的地方。因此，既然我们不能永远营造一个无菌的环境，我们是否
应该考虑培养学生们的抵抗力呢？自然，必将会有人倒下，没有倒下的危机，
活着就成了毫无意义的顺理成章，那不是教育的目的。

    第三是似乎没有一个与媒体沟通的畅通渠道。我们不能满足于和安徽地
方媒体的联系上，比如《合肥晚报》、《新安晚报》之类的倒是时常有科大
的名字出现，然后我们年底有一个什么媒体报道的统计中就欣欣然的把这些
都算在内了，这简直是让人分特。科大的名字应该以更高的频次出现在更高
等级的媒体中。而且，绝对不该让那些负面新闻被大肆报道而束手无策，连
续的类似事件：火灾、周帅、那个疑似肝炎的考生……还有我们深恶痛绝的
所谓“排行榜”，难道整个科大就没有一个负责这类事物的机构，甚至，哪
怕一个人么？科大应该考虑设置一个专人，而不是单单由“分管领导”负责
此事。顺便说一句，科大肯定是有律师的，有些问题完全可以也应该动用法
律手段解决。

    第四是校规的修订合执行。多少年前制定的校规中的一些条款是该考虑
进行删减和增加了，但是更要紧的问题是校规的执行情况。入校就给学生们
讲校规，旷课多少该开除就开除，不给这样的学生用什么“从来不知道学校
有这样的规定”这类扯淡话来搪塞的机会。作弊、抄作业这些事情为什么不
能算做“教学事故”？可以说随着科大那个什么多少人以上不及格就完全是
教师的问题这个政策的出台，“四大名捕”这样的老师就再也不会出现，科
大的教学质量也就将慢慢下降。

    第五是试卷。科大有所谓“名师三年不变题”的说法，有好事者便收集
试卷投机取巧，这个问题希望老师们可以改进，起码保证题目6 年才一轮回，
呵呵。第六是校办企业。科大的名字至今没有和哪一个优秀的商品联系在一
起。我觉得做为一个品牌的营造，无论我们是怎样的清高，在这个时代都避
免不了使用一些“手段”。“君子耻言利”的思想应该被扔到一边，或者至
少领导科大发展的头儿们不能再这么想了，领导可以为教员们营造一个相对
纯洁的科研环境，比如我们的老校长郭沫若、老书记刘达、杨海波等等将自
己个人投入宦海，周旋于官场政治，而为科大创造了那个脱离政治的小环境。
现在的科大也应该有人悠游于商海之中，以经营商品的思路来经营“科大”
这两个字的无形资产。当然，如果经营出了问题，该追究责任的是要追究的，
比如我们的另一位前校长玩政治没玩好一样。

    （注：以上几点是我个人认为科大有足够的能力实现而没有做到的，也
是科大所特有的，其他的诸如什么行政楼里的官僚作风甚至收受贿赂、食堂
饭菜等等问题并不是只有科大才有，也不指望科大可以建设成为一个世外桃
源，因此专门指出以上几点可以操作的地方以供参考。）

    文章越写越长，如果还不就此打住，就必然越来越主观了。希望读者能
理解我一片拳拳之心，如果什么地方说错了也是出于对科大之热爱，在批判
文章时请多给科大本身一些意见和建议，谢谢。


    以“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与各位校友共勉。

去Football Statium做了一次volunteer，由于是新手，加上生意不错，很是手忙脚乱了一番。偷闲出去看了两次比赛，居然看到了两个touch down。

比赛一直到十一点，像往常一样，OU狠狠地蹂躏了对手，42：14。

有点小忙；好多次在网上跟朋友聊天，草草的说了再见，有点内疚。Pat you guys，一切安好。

 

另外，圣诞节要去好好欣赏美国的大好河山了，很兴奋。希望到时候能带着最好的心情去。

Go on Bu!